珍·古道尔坚守黑猩猩研究现场，科学观念遭遇质疑，后转译恐惧为希望启示
珍·古道尔的去世直接引发全球各界纪念，从科研大咖到公益圈，再到影视文化圈的小人物，像是所有曾经受到她影响的人都突然想要用自己的方式赶个热闹，哪怕是在社交网络上点上一朵花、留一句“她的黑猩猩”。不过这事就有点人情世故的意思了，有些纪念只说她是环保公益标志人物，仿佛她就是一尊地球的吉祥物似的。其实按我的说法，从1960年她带着一个普通人童年才会有的幻想跑到坦桑尼亚贡贝丛林，她才不是什么吉祥物，是个真实得令人发笑的小姑娘，连学位都没有，被利基选中也是有赌的成分。他挑她，不是因为她懂很多科学规则，恰恰是因为她没被灌输太多“怎么办才科学”，他估摸着不拘一格的脑袋，才能看到常规专家眼里的盲区。想起她刚到贡贝时，母亲也陪着，俩人租个住处列队喝着早茶等黑猩猩出现，气氛还带着点英国下午茶的做派——想不到科学的门槛就这么低。
古道尔的“天真”方法倒成了她的大杀器。大家都说黑猩猩就用数字编号，她倒好，给每只都起了名字，大卫·灰胡子、弗洛、菲菲，简直像在编童话。这事在科学圈炸开了锅，有人说她这样做太不客观了，把动物都当人看，有点恋爱脑那种谈法。但古道尔坚持己见，她说黑猩猩不是实验室里的代码，是有情绪、有家庭纽带、有拥抱和亲吻的个体，这些区别我们才刚学会识别。批评的人死磕个体性和数据封闭，根本没经过几天丛林的日晒雨淋，看着大卫·灰胡子叼根草叶钓白蚁时那种“小聪明”，你还真不能硬拗说这不是制造工具。利基听了那句名言时大概脑子都当机了——“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，重新定义人类，或者接受黑猩猩也是人类！”哈哈，这句话在学者圈一直是段子，就像老师一边给你讲文法，一边告诉你词在用法里会进化一样。
展开剩余79%后来，古道尔还发现黑猩猩会捕食疣猴，有时候连自家都不放过，撕咬同类。她笔下那些“可爱的素食者”一夜变成有暴力倾向的社会动物，这让欧美老学究们连夜重写《黑猩猩行为学》。我每次讲这段，班上的同学都要嘘声，说黑猩猩怎么那么像人呢。据说那几只黑猩猩还彼此会有嫉妒、争抢地盘，有一只被赶走了，瞪着眼珠试图抢回位置，古道尔现场都要倒吸一口气。有个采编朋友以前还到贡贝拍过纪录片，吐槽现在的丛林研究都像“真人秀”，但最早古道尔那种“缠住个体”的做法，几十年以后成了慈悲保育的基础。大家提个问题，你敢只看群体，不管个体么？不敢，只会被骂成“冷漠科学家”。
1977年，她创立自己的研究所，后来又一手拉起“根与芽”项目。她的行动越来越朝着社区和青少年聚焦，说真的，她最厉害不是理论，而是把热点回收、再分配，让一大堆小人物都能有角色。我有个学生，大学毕业跑到根与芽大本营当志愿者，回来说“古道尔奶奶真的在食堂里劝我们管好自个儿吃的饭，希望大家都能为地球做点小事。”你看这是真实比神话更可爱吧？她的希望哲学根本不是说说，是有着落实举措，每一条都能背出来：1）人类智慧，2）大自然还会自我修复，3）年轻人就是未来，4）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哎，连她那句名言“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在产生影响”都像爷爷辈的叮嘱。这种说法，现在在应对环保焦虑时就是个精神摩擦棒。
讲到影像作品，不得不叨叨1965年国家地理的电视特别节目——《古道尔小姐与野生黑猩猩》。这部片子真的很有意思，旁白用的是奥森·威尔斯，场面弄得有点探险传奇风格，女主外貌被炒成“丛林美女”，科学家一瞬间变成封面模特，连隔壁理科老师都要偷偷翻国家地理杂志看封面。古道尔自己说媒体这波操作既好也坏，好的是大众认识了黑猩猩，坏的是她的科学性被包装成娱乐八卦。这可和她后来接受访谈时讲的学术严谨性对不上，业内戏称“美女与野兽研讨班”。
到了2017年，《珍》纪录片重新捡起雨果·范·拉维克拍的百小时胶片，这才把她的沉浸式研究方法还原出来。摩根导演把数千个零碎镜头拼成一个“情感流水线”，甚至音效都是用黑猩猩叫声数据库、森林背景音一帧一帧地灌进去。老师很是佩服，哪个学院教学生剪片子都不会教得这么细致。影片没有新采访，直接用古道尔朗读她自己作品的录音，简直像在听三毛讲故事，什么旁白配乐全成了她自己的心声。这种传记片已经过了叙事分析，到了诗性表达了。摩根还找菲利普·格拉斯来配乐，把黑猩猩的故事拉到史诗层面。科学家变成了女性成长的主角，亲情、爱情，婚姻、育儿，遇到挫折再爬起来，大家都能带入感受一轮。
黑猩猩观察和个人情感，成了整部影片的交织线。古道尔和雨果·范·拉维克的婚姻，甚至儿子格拉布的出生，都是故事线索不是科学论述。摩根在接受采访时直接说“我们要让观众成为古道尔自己”，而不是距离感十足的观察者。这种方法论，跟古道尔本人的科学观几乎一模一样，主观沉浸，和主题共情，老师上课讲研究方法时总喜欢加一句“你看影片就明白什么叫主体参与”，比干巴巴讲论文生动多了。
如果倒回1965年那部国家地理纪录片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旁白和镜头客体化、被男性视角讲述的姑娘。而2017年的《珍》，整个传记线、旁白、选择都由古道尔自己主导，她自己定义自己的故事。这个转变，有点社会学里的自我赋权那种意思。老师甚至跟学生们玩过对比：“你愿意被全世界当做外貌标签还是愿意用自己的声音讲出复杂生活？”学生们都选择后者。时代确实变了。
后来古道尔成了坚定的行动主义者，这不是背离科学，而是把科学推到了必须回应现实的极限。1986年芝加哥的“了解黑猩猩”会议当天，她本想听点经验结果被全球森林砍伐、野味交易、实验室虐待黑猩猩的现状直接打懵。“我以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会议，却以行动主义者的身份离开。”你看这话多有冲击力，平时一个人研究生物，结果现实犹如当头一棒。她说的每个数字，都成了人类行为的审判令，让人坐立不安。科学变成了道德、政治呐喊，每份论文都像血淋淋的现实判词，于是她转身做了几乎所有环保运动里都少不了的组织者。
对于森林砍伐、气候危机等大问题，古道尔理解“在本地找到全球问题的切口”，把焦点落到社区和个人能动性，TACARE项目专门和坦桑尼亚当地居民合作，啥都直接问本地人啥需要，而不是专家拍脑袋给答案。老师最喜欢她的这个策略，高大上的话大概是“着眼全球，立足本地”，但她本人表达很朴素，就是“每一个小事都能变成大事”。有学生问“我做点啥能拯救世界么？”老师只能模仿古道尔口气说“能，哪怕是今天不浪费一碗饭。”说来说去，老师这套环保哲学就是她的延续。
聊到“希望哲学”，别把它当鸡汤，它其实是一个反应现代心理危机的工具箱。古道尔把绝望的源头都一个个换个角度，比如人类聪明可以变创新，环境恢复慢但不是没救，只要给机会啥都能回来，年轻人是未来接力手，不屈精神让坏事也有机会变好事。她这套说法特别对今天小朋友和青年人有用，现在的社会焦虑和信息噪音简直能让一个研究生茫然到自闭，老师上课就喜欢拿古道尔的希望哲学做现场心理辅导。不少年轻志愿者说，“她不是劝我们空想，而是真的教我们行动。”
2020年的纪录片《珍·古道尔：点燃希望》算是把行动主义古道尔搬上银幕，直接成一个年代续集。她喜欢用故事打动人心，而不是用理性的论断硬怼人。这个沟通方式其实是最适合我们的时代的。大数据、信息过载、左右对立，只靠字条和公式根本没人会买账，但故事和情感才会让你进入别人的立场。老师每次讲到这里，就会叨叨：“科学是用来解释世界，故事是用来改变世界。”
古道尔整个人生就是在做各种“转译”：把黑猩猩的世界转成人类懂的语言，把自己的生活变成女性成长和赋权的范例，把生态危机的数据转成全球行动的理由。最厉害的是，她把现代人对地球极端恐惧和无力感，转译成了“希望”的语法。她递给我们一条救命稻草——“现在是否为时已晚”，她回答“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在造成影响。”谁说绝望才是最终结局？老师常常在课后站在教室门口碎碎念，“你去种花、你去做志愿、你去写一封信，只要还在做事，那就离‘太迟’差得还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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